吉非替尼 ：原研失败被打入冷宫，中国医生凭什么让这款「救命药」起死回生？，附印度抗癌靶向仿制药吉非替尼购买方式和代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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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非替尼 ：原研失败被打入冷宫，中国医生凭什么让这款「救命药」起死回生？，附印度抗癌靶向仿制药吉非替尼购买方式和代购渠道

在肺癌治疗的漫漫征途中，吉非替尼的出现曾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无数患者的求生之路。它的研发背景，犹如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科学史诗。故事要从 1962 年讲起，科学家在小鼠细胞中首次发现了表皮生长因子 EGFR ，这一发现犹如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为后续的研究指引了方向。1975 年，从人尿中成功提取出 EGFR，使得医学界对它的研究更进一步。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医学界正式确认 EGFR 可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这一关键认知为抗癌药物的研发提供了重要靶点。

1994 年，阿斯利康公司凭借其敏锐的科研洞察力和卓越的研发能力，发明了首款 EGFR 抑制剂 —— 吉非替尼，代号 ZD1839 。它的诞生，凝聚了众多科研人员的智慧与心血，也承载着无数患者对生命延续的渴望。由于其研发基于 1986 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所涉及的表皮生长因子相关理论，吉非替尼自诞生起便自带诺奖光环，备受全球瞩目。

随后，阿斯利康对吉非替尼展开了一系列严谨而全面的临床试验。在临床前研究中，科研人员用人源肿瘤异种移植的小鼠进行实验，发现 ZD1839 每天口服一次，可以剂量依赖性方式抑制肿瘤生长 。尽管在治疗期间小鼠未出现肿瘤耐药，但部分肿瘤在停药后复发。这一结果表明，ZD1839 在治疗人类肿瘤方面具有潜在用途，且每天一次连续口服给药可能是一种合适的治疗方案。

基于临床前研究的积极结果，阿斯利康发起了四项 I 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估吉非替尼在接受过治疗的实体瘤患者中的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 ，其中包括 100 名接受过大量治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I 期试验结果令人欣喜，在 10 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观察到肿瘤大部分消退的证据。基于此，研究人员选择了 250mg 和 500mg / 天这两种剂量，用于后续 II 期和 III 期试验的研究。原因在于，250mg / 天是能客观观察到肿瘤消退的最低剂量，而 500mg / 天是在 I 期试验中长期服用时耐受性良好的最高剂量。

紧接着，阿斯利康马不停蹄地开展了两个多中心随机 II 期临床试验：IDEAL1 和 IDEAL2（Iressa Dose Evaluation in Advanced Lung，即晚期肺癌的易瑞沙剂量评估） 。IDEAL1 试验涵盖了来自欧洲、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的 43 个中心共 210 名患者，这些患者均患有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且之前接受过一种或多种化疗（包括至少一种铂化合物）。试验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接受 250mg / 天和 500mg / 天的吉非替尼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反应率无显著差异，接受 250mg 治疗的患者中，有 18.4% 表现出客观反应，接受 500mg 治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为 19% 。使用吉非替尼后，超半数患者的疾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患者的药物反应率高于非日本患者，这一现象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IDEAL2 试验则在美国 30 个肿瘤中心进行，与 IDEAL1 略有不同。该试验仅纳入患有 III 期或 IV 期非小细胞肺癌，且对之前的两种化疗方案（包括多西紫杉醇和顺铂或卡铂）无反应的患者 。试验结果同样乐观，得出了吉非替尼是一种耐受性良好的口服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结论。此外，还发现女性的反应率高于男性，不吸烟者高于既往或现在吸烟者，纯腺癌患者高于其他非小细胞肺癌组织学亚型。

基于这些令人鼓舞的试验结果，2002 年，吉非替尼率先在日本上市，为日本的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2003 年，美国 FDA 更是基于 IDEAL1 和 IDEAL2 这两项 II 期临床试验数据，依据 Subpart H 加速批准法规，有条件地批准吉非替尼在美国上市。这一加速审批，使得吉非替尼能够更快地进入市场，为患者提供治疗。当时，它被批准作为三线治疗方案，针对的是化疗失败或者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成为了这些患者最后的希望。

希望破灭，跌落谷底

然而，医学研究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吉非替尼也未能例外。2005 年，吉非替尼迎来了它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两项关键的 Ⅲ 期临床试验结果给了它沉重一击。ISEL（Iressa Survival Evaluation in Lung Cancer）研究纳入了 1692 例用 1 种或 2 种治疗方案无效的局部晚期或转移 NSCLC 病人 ，研究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吉非替尼并不能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对 EGFR 水平高的病人相对比安慰剂组亦无生存益处。另一项针对 Ⅲ 期 NSCLC 病人的研究，在诱导化疗、巩固化疗和放疗结束后，让病人接受吉非替尼维持治疗或安慰剂，结果同样显示，吉非替尼不能提高治疗组病人的生存率。

这两项试验的失败，如同一颗颗重磅炸弹，让吉非替尼从神坛瞬间跌落。美国 FDA 基于对这两项失败临床研究资料的分析，做出了限制使用吉非替尼的决定 。新批准的标签提示，只有过去或现在用吉非替尼治疗有效的 NSCLC 病人才能使用该药；新病人如果符合临床研究的标准，才可应用该药。这一限制，几乎将吉非替尼判了 “死刑”，使其在美国市场的应用受到极大限制，甚至面临退市的危机。

在这之前，吉非替尼凭借着前期临床试验的良好表现，被众多患者和医生寄予厚望，被视为肺癌治疗的希望之光 。但这两项 Ⅲ 期临床试验的阴性结果，让人们对它的疗效产生了巨大的质疑。从备受瞩目的抗癌神药，到被质疑疗效，吉非替尼的处境一落千丈。它的失败，也让整个医学界开始反思，对于抗癌药物的研发和临床试验，是否需要更加严谨和全面的考量。

峰回路转，中国机遇

就在吉非替尼在美国市场遭受重创，陷入绝境之时，中国却为它提供了新的机遇。2004 年，中国 CFDA 批准吉非替尼在中国上市，这一举措犹如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为吉非替尼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中国医生在肺癌治疗领域一直积极探索，不断追求突破。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吉非替尼在亚洲人群中的疗效似乎与欧美人群存在差异 。基于这一敏锐的观察，中国学者决定牵头开展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试验 ——IPASS（Iressa Pan-Asia Study，易瑞沙泛亚洲研究）。

这项泛亚洲试验由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吴一龙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 Tony Mok（莫树锦）教授牵头，联合了多位亚洲专家，共同开启了这场探索之旅 。研究团队精心选择了他们认为吉非替尼可能最有效的人群，包括亚洲人、腺癌患者和不抽烟的患者，将这些患者集中起来开展研究，并与化疗的效果进行直接对照。

IPASS 试验的设计严谨而科学，共招募了来自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日本等 87 个中心的共计 1217 名患者 。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吉非替尼治疗，另一组接受卡铂 / 紫杉醇化疗。试验的主要终点是无进展生存期（PFS），次要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总生存、生活质量、疾病相关症状以及安全性与耐受性等。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观察，IPASS 试验终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结果显示，吉非替尼在基因检测到 EGFR 突变的人群中，有效率可以高达 70%-80% 以上 。这一数据令人振奋，与之前在欧美人群中的试验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如果没有 EGFR 突变，吉非替尼的有效率就会跌至 1%。这一发现，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精准治疗的大门，让人们看到了吉非替尼在特定人群中的巨大潜力。

IPASS 研究的结果于 2009 年登上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一成果引起了全球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它不仅为吉非替尼正名，也让人们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精准医学的魅力和强大。该研究被视为整个肺癌史上甚至肿瘤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为肺癌的靶向治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深入探索，差异揭秘

吉非替尼在亚洲人群和欧美人群中疗效为何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呢？这背后涉及到多个复杂的因素，其中基因因素占据着关键地位。研究发现，亚洲人群的 EGFR 基因突变率明显高于欧美人群。EGFR 基因的突变，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够开启吉非替尼发挥作用的大门。当 EGFR 基因发生特定突变时，吉非替尼能够更精准地与肿瘤细胞表面的 EGFR 酪氨酸激酶结合，从而阻断肿瘤细胞的生长信号传导通路，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 。

以 IPASS 试验为例，该试验中亚洲患者的 EGFR 突变率较高，这使得吉非替尼在这些患者身上展现出了卓越的疗效。而在欧美人群中，由于 EGFR 突变率相对较低，吉非替尼缺乏有效的作用靶点，自然难以发挥出理想的治疗效果 。这种基因层面的差异，犹如一道鸿沟，将吉非替尼在不同人群中的疗效分隔开来。

除了基因因素外，生活环境的差异也可能对吉非替尼的疗效产生影响。亚洲和欧美地区的人们在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环境污染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同。例如，亚洲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在某些地区较为严重，长期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肺癌的发生机制以及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吉非替尼的疗效 。饮食习惯方面，亚洲人以谷物、蔬菜等为主的饮食结构，与欧美地区以肉类、奶制品为主的饮食结构大相径庭。这些饮食差异可能会影响人体的代谢过程和免疫系统，进而对药物的疗效产生间接影响 。

从生活习惯来看，亚洲地区的吸烟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虽有所差异，但整体吸烟模式与欧美存在不同。吸烟是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不同的吸烟习惯可能导致肺癌的类型和分子特征有所不同 。比如，亚洲女性的吸烟率相对较低，而在 IPASS 试验中，女性、不吸烟患者对吉非替尼的疗效较好，这或许与亚洲地区的这种生活习惯特点有关 。

另外，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和治疗理念也存在差异。在亚洲，医生对肺癌的治疗更加注重个体化，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如基因检测结果、身体状况等，制定更为精准的治疗方案 。这种对精准医疗的重视，使得吉非替尼能够在合适的患者身上得到更合理的应用，从而发挥出最佳疗效 。而在欧美一些地区，治疗理念和医疗体系可能更侧重于传统的化疗等治疗方式，对吉非替尼这类靶向药物的应用时机和患者选择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

持续奋进，成果斐然

吉非替尼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犹如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推动着肺癌治疗领域不断向前发展。随着对 EGFR 基因突变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在吉非替尼的基础上，研发出了第二代和第三代 EGFR 抑制剂。这些新型药物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肺癌的治疗效果，为患者带来了更多的生存希望。

第二代 EGFR 抑制剂如阿法替尼、达可替尼，它们在设计上进行了优化，能够更紧密地与 EGFR 结合，且作用更为持久 。阿法替尼不仅对常见的 EGFR 突变有效，还对一些罕见突变也有较好的疗效 。在临床试验中，阿法替尼展现出了比第一代抑制剂更持久的无进展生存期，为患者提供了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达可替尼则在整体生存时间上表现出色，它的出现，让医生和患者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考量 。

第三代 EGFR 抑制剂的代表药物奥希替尼，更是为肺癌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它的研发是为了解决第一代和第二代抑制剂耐药后出现的 T790M 突变问题 。奥希替尼能够精准地抑制 T790M 突变，对脑转移患者也有较好的疗效 。在临床试验中，奥希替尼的无进展生存期明显优于化疗，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 。这使得它在上市后迅速成为肺癌治疗的重要药物，为耐药患者带来了新的曙光 。

除了这些进口药物，中国的制药企业也在肺癌靶向药物研发领域奋起直追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甲磺酸艾氟替尼，在多项指标上甚至优于已经上市的进口产品 。其客观缓解率、脑转移有效率显著提高，无进展生存期也表现出色 。这一成果不仅实现了国产抗癌药物对进口产品的质量超越，也彰显了中国在肺癌靶向药物研发领域的实力 。

随着这些药物的不断涌现，肺癌靶向治疗市场规模也在持续扩大 。据相关数据显示，全球非小细胞肺癌靶向药物市场规模不断增长，预计在未来几年还将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 。在中国，随着医保政策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肺癌患者能够用上这些 “救命药” 。例如，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新医保目录正式实施，又有一批抗肺癌药物被纳入，为患者减轻了经济负担 。

吉非替尼从被 “打入冷宫” 到 “起死回生”，再到推动肺癌治疗领域的不断发展，这一历程充满了挑战与突破，也见证了医学的进步和人类对生命的不懈追求 。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研究的深入，相信肺癌治疗领域还将迎来更多的突破，为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 。

医道仁心，未来可期

回顾吉非替尼的跌宕历程，中国医生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对患者的高度责任感，成为了这款药物 “起死回生” 的关键。从最初敏锐地察觉到吉非替尼在亚洲人群中的独特疗效，到果断牵头开展 IPASS 试验，中国医生凭借着专业的医学素养和无畏的探索勇气，为肺癌治疗领域开辟了新的道路。

IPASS 试验的成功，不仅仅是吉非替尼的胜利，更是中国医生群体智慧和努力的结晶 。在这个过程中，患者给予的信任也同样不可或缺。他们勇敢地参与临床试验，怀揣着对生命的渴望和对医生的信任，为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支持 。这种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成为了推动医学进步的强大动力 。

展望未来，肺癌治疗领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像吉非替尼这样的 “救命药” 被发现和优化 。基因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使医生能够更精准地筛选出适合靶向治疗的患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医疗 。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兴治疗手段也在不断涌现，为肺癌患者带来了更多的治疗选择 。

在未来的研究中，或许我们将看到更多针对肺癌发病机制的深入探索，研发出更加高效、低毒的治疗药物 。同时，跨学科的合作也将成为肺癌治疗领域的重要趋势 。医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融合，将为肺癌治疗带来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

吉非替尼的故事，是医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生动缩影 。它让我们看到了医学研究的曲折与艰辛，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对健康的不懈努力 。相信在医生、患者、科研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肺癌治疗领域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为无数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

附印度抗癌靶向仿制药吉非替尼购买方式和代购渠道

据悉，吉非替尼的仿制药已在印度正式上市。对于需要购买此药的患者来说，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若考虑购买此药，患者可以选择前往国外就医，并在当地合法购买该药品。仿制药为那些寻求更经济、有效治疗方案的患者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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